一
我出生在山西，从初中起，我的记忆里就没怎么见过蓝天，我们家的水要烧开沏很浓的茶才能喝，不然就是苦的。我们家的远房亲戚，每隔一两年，就听说有人在矿下出了事。
十年后，我重回山西，拍摄老窑头村，发现情形比我记忆中的更加糟糕，这里的人们靠雨水为生，这个我所见的有最美的明清时期窑洞的乡村，现在唯一的色彩，是黑灰满天的公路上，暗红色的运煤卡车。昼夜不停。
这个村子有一座每年可以挣上千万的集体煤矿，但人们过得比十年前更贫穷。将近1300人的村庄，年人均收入不到600元。
煤矿归历屇村委会主任承包。村委会主任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只不过选票出现金买。一张2500块钱，在竞选现场，所有的现金就放在大箱子里现场分发。
在场的乡人大的主任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没有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住主”老百姓说。“我们就把这选票当作分红。”
年青的小伙子都很兴奋，骑着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上，看他家新盖的房子，墙上全是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山体已经挖空了。
村里人看着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癲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山下，暂时还没事。
十年前我的制片人张洁拍摄《西古县村纪事》，纪录下那里第一次农村基层选举，把农民第一次投进选票箱的动作以三倍的速度放慢时，他心灵的激越与情感可见。
然而一百年前，梁启超已经说过“然吾闻共和政体，以道德为之气者也。”他说的是公民道德，也是我们今天所說公民社会的文化和人民素质。“苟脫威力之制裁，而別无道德之制裁以统一之，则人各立于平等之地，人各滥用其无限之权，挟怀私具。”
制度只是一张纸，选票，是一张更小的纸。
民主，或是进步，并不一定随之而来。
二
一群人，坐在一起喝茶。
他说，我想做一个象《费城故事》里的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
“为什么呢？”
“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他说。
我愣了一下，他一直是我的朋友，一个优秀的，接受过很好教育的律师。
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宽容？。。。”我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不再理会这人。
“你可能认识他们，但你知不知道性对他们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自我选择？他们的爱情是怎么样的？”
他打断我“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他可能是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我的这个朋友，办过很多为弱者鼓呼的案子，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他认为可以随意剥夺一个人的工作，因为这个人和自己的性取向不一致。在我们的节目里，这样的事情不会少吧。。。一个待人很善意的男人可以虐待一个女人，因为她是自己的妻子。一个破案很优秀的警察可以随意传讯一个人并且把他投入监牢，因为他长得瘦象一个吸毒者。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以把无法完全取出的化学品植入女人的胸部，因为它是政府允许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容忍，甚至默许这么做，那我们如何能寄望一个能尊重少数人权利，容纳异已的制度？如果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对于价值和秩序坚持的养分，我们怎么能孕育出公平正义的政治理念？
文化看上去无形无色，却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从何处来，往哪里去。
——那么，文化是什么？
1999年龙应台初任台北文化局长时，接受文化预算的貭询，有议员一脸酒色，带着挑衅之意地大声问“局长，你说说，什么是文化？”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文化，是公民社会的那块黏土吧。离离原上草，从此中萌芽。
所以我们制作《以生命的名义》，为同性恋人群的的健康服务多年的医生张北川说“我希望有一天，看到人们在一起，彼此欣赏彼此的选择，我们看到，爱得到了尊重”
我们制作《流浪乞讨人群调查》，看到无臂的男人，在燠热的西安街头，坐在地上，嘴里衔着毛笔写“漫道雄关真如铁。。”他对着镜头说“我不需要慈善，要帮的话，请帮助我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们制作《注射隆胸调查》，把希波拉底誓言用在片尾：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随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我们制作《被起诉的杂志社》，判媒体赢的法官说“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社会的进步就有多大。”
《新闻调查》十年了，从办公室的窗口看出去，当初细嫩的榆树春绿冬白，一年一年长大，然而一棵树，不管怎样生长，最上端的树叶，饱含的仍然是同样的土壤的成分。
文化，看似只是不起眼的泥土，然而我们期待的文明而有尊严的社会，就是从这里生根，抽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长出来的。
三
二十岁的我，是个刚刚读完财会专业的女生。
我不知道十二岁的胡适，背诵抄写的的是《新民说》、《天演论》、《群己权界论》。老师们出的作文题目是“论日本之所以强”和“言论自由”。
我抄在本子上的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点的笔记，边角上还抄着亦舒言情小说里的字句。
在采访陈丹青离职事件时，他说“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年青人，是对社会的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可是，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开始，去面对和了解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政治和我有着什么关系？教育是用来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什么?人与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住的地方楼下是铁路五小，每天早上7点钟，大喇叭里就有一个雄浑的男声高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所有的孩子，象我当年一样，跟着认真齐声大叫口号。无日无之。
夜里翻书，才发现我的问题，胡适在一九三○年早就问过：少年的朋友們，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麼？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但是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少年人，仍然象我当年，功课上整整齐齐的抄着作业，作文题目年年是《难忘的一天》，不知道时事，不讨论时事，不关心松花江的水污染，不了解什么是矿难，不清楚自己班里的干部选举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文化，都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而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这一个个的人是否有独立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的能力。
哪一天，象我这样爱看言情小说的大学女生，也有兴趣和知识去参与公共事务，我住的楼里每天上十二小时班的电梯工能有机会和勇气为自己争取到休息的权利，10岁的孩子可以站起来问老师“什么才是共产主义”而且得到认真的答案。。。我们这些传媒人才不会有那么多反反复复，自疑自问的焦虑吧。
四
1934年，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在魏玛看到纳粹的领袖，他和千万人一起大声欢呼，泪流满面。当人们后来已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他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
许多年之后，电影导演柏格曼突然想通了自己为什么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不管是一片青草，一个人，一个节目，一座村庄，或是一个时代，成熟生长，都不是与岁月俱来的——除非土壤中饱含养分，枝叶经过风吹雨打，沉实厚重，还有，门打开着，自由，如春风自然流动。
